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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与生态文明(下)

发布日期:2008-06-17??????浏览:
  科学发展与生态文明(下)

  冯之浚 国务院参事、国家软科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全国人大常委、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

  四、科学发展与生态文明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报告还强调,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是在党的正式文献中第一次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把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提高到了“文明”的高度。建设生态文明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协调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协调、人与人的协调和人与自我的协调,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生态文明、环境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类文明的起落、文化的兴衰与生态环境的变迁是密切相关的。着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代表作《历史研究》向世人公布了他的统计研究成果:世界古往今来共有26个文明,并断言在这26个文明中,5个发育不全,13个已经消亡,7个明显衰弱。而在其最后一部着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汤因比十分重视并着重论述了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地理、气候、水利、交通条件等外部生态环境。汤因比深刻地注意到不适当的行为对大自然的毁坏所造成的恶果,他关注着人类将与自然环境建立怎样的关系。在汤因比所论述的26个文明中,衰落的特别是那些消亡的,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协调、生态文明遭遇破坏有关,由于人口膨胀、盲目开垦、过度砍伐森林等造成的对资源的破坏性使用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举其要者,诸如玛雅文明、苏美尔文明和复活节岛上的文明的失落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判断的正确性。这些古文明消失的教训值得人类对长期以来沿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模式进行深刻的反思,今天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已向人类敲响了警钟。

  中华民族,是惟一一个以国家形态同根同种同文延续数千年的民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文化自古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文化包括三大研究领域,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自身的身心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重要课题,也是人类安身立命的重要命题。自古以来,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学问,也称为天人之学,与义理之学、会通之学并称为三大学问。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文化首要研究的问题。汉代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命题,这里所讲的“际”,就是关系,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宋代张载有着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天地原是寂静的,而人则是灵明的,有了人,天地才鲜活起来,方显灿烂的本色。天、地、人组成“天生、地养、人成”的格局,所谓“为天地立心”也就是要探求天地宇宙生存发展的真理。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意识,这种意识往往会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生存的各个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文化与文明的发展。性格决定人的命运,文化决定民族的命运。

  中国古代文化渊远流长,流派纷呈,不论是老子的“顺天说”、荀子的“制天说”还是孔子的“调谐说”,不论主张天人合一还是天人相分,其主导精神都是主张天人调谐的。天人调谐,是我国自古以来研究天人之学的一条主线,是中国天人之学的精华,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智慧。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都主张一种整体观的理论,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要尊重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客观规律,并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既改造自然,又顺应自然;既不屈从自然,又不破坏自然。人既不是大自然的主宰,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隶,而是自然的朋友,要参与大自然造化养育万物的活动。在提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朴素整体观的同时,也明确承认人在世界中具有重要的和谐地位。人类和万物一样,是天地自然而然的产物,人类社会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人具有重要的地位,“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这万物之中,只有人,才可与天地相提并论,合称“三材”。天、地、人作为各自独立的形态虽或有别,但作为一个宇宙生命的整体,合德并进,圆融无间,才是天人调谐的最高境界。中国古代文化认为,天有天之道,地有地之道,人有人之道。天地之道,即指自然界阴阳刚柔的变化法则、规律。人道指的是道德准则和治国原则。人道应当效法天道,也就是说,人要服从普遍规律,通过认识和效法天道,就可以从中汲取教益,引伸出人事所遵循的原则。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人调谐,反对泯灭人的天赋特殊性,反对返回原始状态来追求天人调谐,强调人的特殊性与能动性,重视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要善用自然规律为自身服务,同时,要克尽人类对天地万物“参赞化育”的责任。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指出人类要刚健有为,积极进取,努力奋斗,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指出人类要具有居下负载万物的品格,醇厚品德,承担重任。“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迁善改过。关键是有知过之心,能深刻反省,知道反悔。《周易》一书出现过33次“悔”字,强调只要知道反悔,迁善改过,就可以“无咎(灾害)”或“无大咎”。

  天人调谐思想是一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模式,一方面强调天、地、人相统一,另一方面强调人的特殊性,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在一种积极的调谐关系上,不主张片面征服自然。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兼有刚柔两重禀性。阳刚之性要求人“自强不息”,即发挥主动的创造精神;阴柔之性则要求人“厚德载物”,即以宽大的胸怀接纳万物。在对自然的实践中,“自强不息”就是要积极地参加自然的演进;而“厚德载物”则是要求在人类活动不超出自然的限度,如此,才能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的境界,这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最高目标的道德规范。

  天人调谐的思想,不仅对于解决当今世界和中国由于工业化和无限制地征服自然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当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由于异化和无限制地膨胀欲望而带来的道德污染、心态失衡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中国传统天人调谐思想是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价值标尺和理论资源,而提倡和建设生态文明,正是对传统天人调谐思想的一种传承和发展。十九世纪时有的西方学者指出,在历史转折的关头,传统可以成为创新的源泉。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有序转型时期,一定伴随着文化的重生。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观念,将成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再生资源。

  孔子讲,“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又讲,“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分别提到了“知天命”和“畏天命”。古代的天命诚然有命定之天、义理之天、意志之天,但其重要的内容之一是指自然之天。“五十而知天命”是说要有一定的阅历,才有资格去认识、掌握自然的规律。三十、十四岁是学习一般的知识与实践,五十岁才能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认识了天人关系才能“耳顺”,才能倾听自然界的呼声,从而达到“不逾矩”的境界。可见,在人一生的经历中,“知天命”是最为关键的环节。“畏天命”是与“知天命”互相联系的一种生态伦理意识,教育人们要亲近自然、热爱自然、尊重自然、敬畏自然,要求人们对自然界不能随心所欲,对自身的行为要保持警觉。孔子讲:“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明确肯定了天是包括四时运行、万物生长在内的自然界,天即自然界的功能,就是运行和生长。“生”的意义非常重要,自然界是有生命的自然界,它本身就是生命整体,这就将自然界当作有机生命体看待,而不是看做与人相对立的机械的物理世界。孔子在《论语. 雍也》中提出了着名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在他看来,仁者不仅“爱人”,而且热爱大自然,仁智之人不仅有很强的审美意识,而且有很高的道德修养、道德情操。孔子的“吾与点也”的理想更能说明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观念,说明孔子将亲近大自然,融入大自然视为最大的快乐,人生追求的最高志趣。

  老子的“顺天说”并不是消极地顺从,而是主张天、地、人“本是同根生”,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敬天畏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皈依。其可贵之处在于“四知”:“知常”、“知和”、“知止”、“知足”。“知常曰明”是说认识了天地运动变化的“规律”,才能明智。“不知常,妄作,凶”,是对人们不尊重自然规律行为的一种警告。“知和曰常”是说和谐是自然的根本规律。“知止”是说要认识、把握天地万物的极限和限度,以限制或禁止自己的行为。“知足”是要人们走出自己的不符合实际的欲望,主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老子》九章)老子关于天人关系最集中最精彩的论述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句道家哲学的经典清楚指出了天与人或者天地万物的同源性、同律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不仅从哲学角度,也是从宇宙生化的角度说明了天与人都源于道,虽然天与人在演化过程中各自有了很大的差异,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与人还是遵循着同样的规律。老子天人观的另一项重要内涵,即是人能复命、体道、返朴归真,原因或许在于人类社会在演进的过程中,太过于争强夺胜,其结果却是“强梁者不得死”,“柔弱胜刚强”,故此老子才提出“无为”,一任万物之自然,老子的意思是,人如能顺乎“道”而无为,则能做到“与道同体”,安身立命,无不为而无不治。

  孟子认识到自然界有其自身的规律,不止一次地引用《尚书》中的“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这句话来说明:既然自然界有其自身的规律,人类就应该按照这些规律办事,如果违反这些规律,就会受到惩罚。孟子认为,只要按照自然规律行事,自然界就会为人类提供取之不尽的资源。“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可见,孟子已具有很明确的生态保护意识。孟子还概括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态学法则——物养互相长消的法则。“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

  荀子讲,“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人疾,妖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天论》)认为“天”和“人”各有自己的特点、职能和运行规律,“人”的活动不能影响“天”的运行,“天”也不会有意识地给“人”降祸赐福。荀子讲“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人类可以在掌握“天”的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利用它为人类谋福利,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如“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荀子·王制》),掌握自然规律,根据四季变化安排生产,使天地万物为人类发挥好的作用。当然,他讲“制天命”也不是控制、征服,而是在“敬天而道”(《荀子·不苟》)的大前提下进行的,也包涵着可持续利用的目的,即在《荀子·荣辱》中讲的“长虑顾后而保万世”的意思。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调谐思想和生态伦理智慧,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源泉,生态文明正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营养而探寻出的一条新的文明发展之路。今天,我们讲生态文明,讲天人调谐,不是要求人类全面放弃自己的科学文化知识,放弃自己的生产力,回到以前的社会经济状态,而是要按照自然的本来面目,按照各种生态规律来认识自然、探究自然、保护自然、利用自然,坚持积极的天人调谐,坚持发展的天人调谐,坚持在天人调谐基础上的发展。

  生态文明的提出要求我们改变以往对自然界的片面的、错误的认识,特别是要重估自然资源的价值。自然资源可以理解为自然界中具有一定的时间空间格局、对人类生存和生活直接间接地产生影响的所有自然因素的总和。自然资源包括一切具有现实价值和潜在价值的自然因素,不以是否已经被人类所认识、是否被人类开发利用为前提。自然资源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满足人类多方面的需求,有着其极其重要的功用价值,除了具有显而易见的经济价值外,其功能和用途的多样性还决定了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1)自然生态为人类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与生存需要的“维生价值”;(2)自然资源作为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对象物,为人类提供“经济价值”;(3)自然资源为人类提供“经济”作用的同时,还提供“生态价值”。虽不能直接在市场上进行交换,体现的是潜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如森林所提供的防护、救灾、净化、涵养水源头、等生态价值;(4)自然为人类满足精神及文化上的享受而提供“精神价值”,体现的是存在价值或文化价值,如自然景观、珍稀物种、自然遗产等所体现的精神性价值;(5)自然为满足人类探索未知而提供“科学研究价值”等。要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作用,一是通过向自然资源投资来恢复和扩大自然资源存量;二是运用生态学模式重新设计工业;三是开展服务和流通经济,改变原来的生产和消费方式。

  生态文明的提出要求我们在生态伦理上将“人类中心主义”、“生命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有机整合、辩证统一起来。生态伦理,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长期以来,受西方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主客二分思想的影响,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它主张人为主,其他万物为客,自然界除人之外的所有万物只不过处于被认识被征服的地位。在实践中表现为占有性、功利主义、利已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结果是使人类在资源和生态环境方面陷入了空前的困境,自然越来越疏离着人类,威胁着人类。人类经过多年的努力,将伦理的范围逐渐自人类扩展至非人类,即所谓对自然界的生物体给予道德考虑,此类学说通称为生命中心主义,认为,所有生命,特别是动物,都有价值,判别善恶是以是否伤害生命为标准的,导致生物痛苦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后来,生态伦理又有了新的发展,产生了生态中心伦理的主张,认为,天下万物,包括无生命的岩石等,都是有价值的,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休戚与共,对局部或个体的破坏就是对整体的伤害,不能够为了局部的利益伤害整体。在中西哲学史上,关于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始终存在着另一类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看法,用中国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天人调谐”、“天人合一”。如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所讲“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人类与自然免不了有矛盾,最后解决的方法一定“仇必和而解”,对立和斗争不应以一方消灭另一方作为最终的结局,而是应相辅相成,协调配合,趋向于“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我们要建设的生态文明就是这样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生态伦理形态,它扬弃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集成人类中心主义、生命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要求不同伦理从分立走向整合,兼容平衡与发展两种取向,既符合人类利益,又符合生态规律的要求。主张人类不应该是自然的征服者和主宰者,而应是自然的一部分,既要维护人类的利益,又要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

  生态文明的提出要求我们创新发展模式,破解发展难题,循环经济就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通过发展循环经济达到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共赢。基于对生态环境的理解和认识,人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种模式,代表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种是传统模式。它不考虑环境因素,一味强调对环境的征服,缺乏保护环境的意识,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过程。第二种是“过程末端治理”模式。它开始注意环境问题,但其具体做法是“先污染,后治理”,强调在生产过程的末端采取措施治理污染。结果,治理的技术难度很大,不但是治理成本畸高,而且使生态恶化日益严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都很难达到预期目的。第三种是循环经济模式。它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遵循“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原则,以达到减少进入生产流程的物质量、以不同方式多次反复使用某种物品和废弃物的资源化的目的,强调“清洁生产”,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最终实现“最佳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弃”。发展循环经济符合中国传统天人调谐的理念,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模式。

  生态文明的提出要求我们在区域发展中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即生态阈值。环境的净化能力和承载力是有限的,一旦社会经济发展超越了生态阈值,就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后果,并且这个后果是不可逆的。生态阈值,即环境容量,是指某一环境区域内对人类活动造成的影响的最大容纳量。大气、土地、动植物等都有承受污染物的最高限制,就环境污染而言,污染物存在的数量超过最大容纳量,这一环境的生态平衡和正常功能就会遭到破坏。在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条件,将我国国土空间进行主体功能区分类: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并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在其财政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和人口、人口管理政策以及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等方面有所区别,并制定了不同的发展方向,从而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这里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实际上就是对生态阈值、环境容量的存在的肯定,也是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内涵之一。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在中国传统天人调谐基础上对近代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是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理念在处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方面的升华,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进步,不仅对中国自身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从十二大到十五大,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十六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现在,十七大报告又提出生态文明。四个文明要一起抓,使科学发展不仅体现了工具理性的意义,更体现出了价值理性的光辉,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新思维,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性新举措,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生态是一门科学,它有着严格的定义与内涵。如果用通俗语言表述,“生态”二字可以表述为生活的态度、生命的态度、生存的态度,如何对待这“三生”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本。唯有在这“三生”中都融入了文明的、理智的生态观,我们才能培养出尊重自然内在价值,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人类,才能改变人类有物质而无幸福的生活品质,实现真正的发展和真正的幸福,才能使人类摆脱能源危机、生态危机、发展危机、生存危机,实现真正的和谐共处、永续发展。

  (该文是为本院协助办刊单位《再生资源与循环经济》杂志社组的稿,

  全文已在杂志2008年第5期发表)